出色達記

孟祥磊

1.缘起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

初次听闻色达的名字是在上海颜色发白的冬天里,一趟晚上7点的公交车上,带着搬家最后的家当,从闵行到徐家汇。轩很忙地应付着手机上的各种联络,一路无言,我眼睛盯着窗外的大厦还有入夜渐渐亮起的灯光,头脑里却是在天台上四下张望时的天空、太阳还有风。

“听说过五明佛学院么?下一站想去的地方时色达,五明佛学院,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空下来的间隙轩给我念叨了这样一个名字,说实话并未留意,只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地名而已,即使是罗马巴黎圣彼得堡这样充满了想象的地方,说到底,世界也只不过是一道一道的街。那时的我很久没有远行的冲动,甚至对于“旅行”这个词汇本身产生了厌恶感。远方不再是一个暧昧的字眼,远方变成了世俗化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念叨在嘴边——太多关于“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论调,太多净化心灵的鸡汤言论,在我看来都是求安慰的行为——就成了常人逃避现实的借口还有不负责任的冲动。

可能是出于对世俗化的恐惧,也可能是对自己人生过去以及未来的失望,我既不知所措,又在苦苦挣扎,我想更多的去接近身为“人”应有的生活状态,小心翼翼地作着选择,试图对抗时代的灼热。我希望能像卡尔维诺一样“一切都应该是流动的,并在轻盈中成长”,可是迎接我的却是对于周围的抗拒,对于一切的否认以及无法接受在对方身上感受的热情。这样的状况也影响到了阅读体验之中,每一页书、每一个人物都向我宣告:岁月漫长而残酷又难以打发,一天天地数过去都是无聊——我很难再发现事件背后的意义,也忘记了生活的动机——洛伊笔下“一个可以活着,也可以死去的年纪”也不过如此。

虽然深知造化弄人,并不是很相信缘分这样的事情——缘分总是最无情的捉弄者,好多有情的故事到最后都以无情散场——临到自己头上,还是足之蹈之,二十二岁的生日,从南京奔赴上海。轩邀我去听一场格聂转山的分享会,说来第一次详尽了解转山这回事情,但这并不是我出发的原因。轩和他的另一外友人在活动结束后有长长的对话——一场我本不应该在场的对谈,中间提到了轩的友人在我的年纪的时候搭车进藏的经历。

色达再一次进入脑海是4月17日一个阴沉的下午,跟陈晨、丽姐在咖啡厅闲谈,一言一语的调侃到底还是遮不住毕业来临的惶恐还有疲倦,即使预备了心理上的粮草,现实这大棒一挥,少年时代便过去了,后脑勺结结实实地挨过这一记沉闷的锤击,晕了吧?也许吧。色达在某一瞬从乱糟糟的心事中浮了上来,为什么会想起来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好像与上面所说都没有关系,也可能息息相关,最后指向唯一的结果:该上路了。

2.单纯描述感受到的一切,而不是描述对周围一切的感受

路上读着的小说是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相同点也许正是同样漫长的车程,穿越而过的风雪。上一次经历这样一昼夜的火车还是在大二的夏天,带着对重庆森林的向往上路,两年之后对这样的“慢”近乎难以忍受了。

出发前的最后一天随着朋友去了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复活节面向非基督徒的福音会,直到晚上微信里还是朋友几十条的语音,字句里是尚未过去的痛苦,以及长达五年的试着去信仰信仰的路程。在火车上闲聊时邻座的学弟恰好也是生于基督家庭,每周按时参加团契,在山区隧道的进进出出时聊了许多圣经的篇章,想来终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一次关于朝圣救赎的出行的意味愈发浓重。

临行前一夜在婷姐家睡沙发,在微信里关于工作长长的吐槽,半个月前半夜的大哭,见面的时候倒也无言了,一起吃饭看电影也就够了。木心讲,人的一生,非要说清楚的话实在不多。我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无法诉诸言语表达的,总归是件好事。

从成都到色达的路上,想听的歌曲自然是Four Season in One Day,一条隧道连着另一条隧道,一座山高过另一座山,到阿坝州汶川境内看山的时候就已经需要仰头,到了嘉绒境内看到了第一座雪山,试着数着藏族村寨前的白塔,最后还是在山水间失去了计算的能力,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把这样的天地容纳到眼底心里,大口大口呼吸。随着海拔的升高,从夏到冬,山景相似,却也一直在变化,没有厌倦的可能。

或许是思维在这样的环境下倦怠自得,也或许心事本身并不重要,那团乱糟糟的东西虽然存在,却不能成为阻挡平静的障碍。如果肉体可以随着风消散在山谷里,好像也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归宿。

经历了道路塌方还有交警罚超车这样的小波折后,晚上九点的时候到达佛学院,没有想象中的高反,跟路上遇见的大二姑娘一涵还有广东刚换工作的大姐佩林搭伙儿凑了一间房,也开始素食的一个礼拜。阴天并没有星光,整座山最亮的就是坛城,日日夜夜都有信徒围着转经筒一圈又一圈,108圈、1080圈、10800圈;从太阳初升到西落,五湖四海的朝圣者在这里对着法王如意宝,匍匐于大地,十万长头。

舟车劳顿,第一个晚上睡得很是香甜。

3.侯姐

遇到侯姐的时候正是我转经休息的时刻,因为转动转经筒而胳膊酸疼,雪后的太阳并不带有什么温度,只能带来视觉上的温暖。坛城作为佛学院的最高点,常年聚集着一堆温顺的大狗(说来在山上的一周竟没有听到一声犬吠),除去吃饭的时间,剩下的分分秒秒里都像是死狗一样,周围的人群来来往往,却没有什么能惊扰他们的睡眠。

坛城的转经筒不同于别处,因为有负载着为坛城上的灯火发电的功能,转动经筒时也分外地费力。虽然还只是相见的第一面,看我几只狗坐在一起大有相比谁更慵懒的气势,侯姐倒是并不客气:转坛城这么大功德的事情,你在这儿歇着干嘛。

侯姐江苏常州人,已经是第二次一个人来佛学院。原来以为是年纪相仿的同龄学生,最后却知道侯姐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在山上的几天确实是更容易混淆人的年龄,第一天晚上上山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来自亚青寺的觉姆充满兴致地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跟我们交谈,乍看不过是初高中生的年纪,吃完饭才知道已经25岁,是我的大姐姐了。而最后两天房间里一起住的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喇嘛,言谈间慢条斯理,以为是50多岁的师父,最后他告诉我的数字却是39岁。只是我的原因么,大概不至于此。

我跟侯姐见过四面。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是她约我出来给她拍照片,在山上已经住过一段时间的她跟宾馆的服务员已经很熟,那天藏族的服务员非要侯姐穿上藏袍,兴奋之余她兴高采烈地拉着我们在山上山下给她拍照片。笑容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收敛的,不是出于客气不是应付不是什么外部的原因,而是结结实实地出自内心的喜悦。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知道了她在磕长头。那是傍晚入夜的时候,天色已经阴了下来,晚来天欲雪。那是她每天做功课的时间,就是她未完成的十万长头。那时候她已经磕过了五万长头,跟我讲话的时候是一脸的喜悦。她说虽然皈依佛门很多年,但真正静下心来研究佛法也就是在这一两年。去年第一次到五明佛学院,今年又一次到了这边,呆多少天并不知晓,也没什么计划去拉萨、去阿里。“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佛法的”,面对着满山沟的红房子她这么对我说,“从当年法王带着30来号人到现在几万人在这里修佛,没有佛法怎么可能?”

第四次见面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放弃了几天转完坛城108圈的想法,我决定安心地朝圣,拿出一天的时间只是转经。见到侯姐的时候,她一遍转经一遍哭泣,虽然没有发出声音,却是大哭,泪水成行地下。本来也想多问几句,但是侯姐见到我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坛城,当时我应该做的或许是沉默更好。

那个时候我感到了苦,身为人的苦。我想我见到的喜悦明朗以及痛苦都同表面一般真,侯姐笑的时候并不是强装的坚强,哭泣的时候也不是有意示人的软弱。她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一场共鸣的谈话,也不是惺惺相惜的安慰,她的身上有很多我不曾知晓也不可能知晓的过去以及故事,这大概就是人生。

4.周郎中以及沐德堂主

在佛学院的第二天遇见了周医生以及堂主,我跟一涵饿得饥肠辘辘在山间寻找餐厅,在空荡荡的藏餐厅的门口,迟迟疑惑没敢入内。见周医生一头扎进餐厅,肯定了我们这里可以吃饭的答复后,才尾随入内。

门厅那阴森森、空荡荡的诡异氛围进入内堂之后烟消云散了,因为信徒们男女所有的事情都要分开(念经、邮局、停车场都是分开的),整个餐厅里都是红衣喇嘛,汉人就只有我们四个而已,自然就凑到了一桌。

饭局谈话是中国人的最有效的社交方式。闲聊间知道了周医生跟堂主是到这边志愿服务的,这里虽然大大小小有几家药店,医生确是很缺乏的,他们两个这次拿出了半个月的时间,从湖北到色达直至亚青寺,自己带着大包小包的中药,每天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在居士林附近的医院为藏民诊断治疗。

佛学院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长冬无夏,而在此修行的藏民常年打坐缺少运动,光是风湿性关节炎、冻疮的病患就可以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不是什么摄影的发烧友,对行程也没什么紧迫地计划,我跟一涵下午便志愿去做义工。虽说是义工,其实也帮不上大忙,无非只是帮忙配下药酒,看针这类的边脚活儿。除去年纪已大常年受折磨的藏民,印象深的事情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毕竟医疗条件有限,因为肺热差点被误判为肺结核,最后看到那孩子父母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就像是那时候瓦蓝的天。

周医生大学是学物理出身,堂主倒是正经的中医科班,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才不济,到底没有走上中医的道路。而半路出家的周医生倒是有天赐的机缘,妙手回春,堂主便自认经纪人,为周医生打点一下对外联络的事情。

在扶贫招待所住处夜谈时对于我这样的毕业生来说却是再好不过的体味。周医生物理学出身,大学毕业后也在行业龙头的企业工作,工作认真而有成绩,几年之后也是三位主管之一,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也算是顺利的人生。转折出现在29岁那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一年认清了自己,觉得十分幸运。周医生觉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中医,中医的种种魅力,救死扶伤的价值感都才是应有的追求。经过一年与家庭的沟通协商,30岁那年,周医生正式从工作单位辞职,拜师学艺,期间闭关三年有余,然后出山,开始了自己的中医生涯,直到今天。

中间有很多有意趣地谈话,比如中医上的“五脏藏神”,医生认为,大脑远非唯一的意识器官,人的内脏是有自己的意识的,而且可以相互修补;再比如医生把脉时将脉搏物理学化,把经脉想象成管道,期间的频率、脉冲、温度变化等等都可以成为身体健康的信号。

“无论是佛教,还是中国的道教,发愿都是一件大事。我认为人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穷尽一生去完成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这一句话倒是烙印在了脑海心里,两年前这个时候愈发地意识到自己没有热爱之物的危险,没有热爱之物,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毫无疑问会大打折扣,而我们口中所称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缺乏了这道脊梁,是根本上缺乏完整性的存在。

无论是身体生理方面的机能,还是心理方面,周医生都建议不要过于健康,最好的状态也许是“微恙”,既不妨碍人的正常机能和生活,还能持久地保持警醒,引喻失义地话,用“生于忧患”或许也可以,拒绝生命中过于的偏执与坚硬,取而代之尝试去拥有更多的柔软。

5.磕长头

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阿弥陀经》

第一次听到“十万长头”还是在仓央嘉措的诗句里,彼时觉得这个词语真是美妙。为什么美妙?大概是因为其中的坚持,是其中的信。当抛弃心中的杂念,心无旁骛地去追求一件事,全心全意地去对待一个人,生命最炙热的部分翻腾,上帝已死,每个人都是一个太阳,怎么能不美?

长久以来一直以为藏人朝圣,或者十万长头是佛教徒一生必须完成一次的夙愿,然而陪一涵下山买回程车票时,路上遇到刚从炉霍回来的一位师兄,因为终于圆梦佛学院之旅激动不已,一路上话说个没停,倒是才知道十万长头不过是入门级别,只是佛教徒最基本的一项作业罢了(师兄说有缘就送了我一个计数器)。

而第一次听到“五浊恶世”是从佛学院磕长头的汉族师父的口中,他年纪并不大,辞职半年多在佛学院学习,用着很漫不经心的语气,出口就是世间,谈论的像是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人间种种的烦恼浊——众生追逐五欲六尘,引生贪、嗔、痴、慢、疑等烦恼而恼乱身心,是为烦恼浊。

觉得佛家的教义很有意思的,晚上经堂汉语讲课的时候,往往开篇即谈生死,别的问题比起生死都不是问题;又譬如出家人看世间人,人间不过是在他处的风景,界线在哪里,这就是无神论跟有信仰的差别了。

后来我遇见了小老乡,张家口人,17岁,刚刚结束两年的兵役。清明法会后从成都上山,打算在这边呆三个月,每天磕一千长头,总共十万。一看就是很小的年纪,面目还是未经过岁月蒙尘的清秀,不是因为不顺心不是因为生活到这里归隐寻找或者逃避,出身在佛教世家,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原本的自然的事情——他的表哥,13岁就被送到五明佛学院到今天,成了他的师父。

以我们接受的教育,以几百年来的思想史来看,总觉得这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民主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希望给予最大多数的公正。而佛学院的孩子并不在少数,还是在成长的年纪,不曾见过世界,何论经历世事,在他们的教育中,我们的七情六欲、人生皆是苦,是空。

可是,那些让我们沉溺于其中晕眩于其中痛苦于其中欢笑于其中的七情六欲,是最幸福的事情也好,是最糟糕的事情也好,那些组成我们的一生的东西,当真一点价值都没有吗?那些嚎啕大哭,那些彻底无言的时刻,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让你心慌意乱的烦恼,那些小小得意小小喜悦,真的就不要经历了吗?

答案是什么?也许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吧。

最后一天在山上的时候,面对着坛城,我磕了108个长头。

6.天葬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葬台,许多人就是为此慕名而来,在前往拉萨的路上到这里一站。

为什么看天葬?我不知道,猎奇心理应该还是占很大部分吧,于我而言,并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理由。事实上,到天葬台来的,如今大多数都是汉人。

送来天葬的尸体都要在佛学院念经之后才会带到天葬台,天葬的时间也是由念经的时常提前或者延迟,川北藏区一代天葬作为主要的民俗,这里每天至少都会有3具尸体。而停尸房巧的很,正好都紧挨着佛学院有宾馆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需要关心,不紧要的联络一律置之不理,邮件提醒一封一封地往上涨也并没有查看的意思,抛开冗杂的分散注意力的琐事之后,对自然的种种变化变得异常的敏感,作为大地孕育出的生命,我相信着人和自然是可以联通的。

我记得那天突然吹起的大风,我还记得风里卷携的小雪,在旷野中没有可以遮蔽的地方,所能做的也就只是结结实实地承受它的力量而已。那天天葬比往常晚了近一个小时,在这之前的大段时间里,我一个人朝着秃鹫所在的方向慢慢攀爬,到了接近秃鹫五六十米的地方,两只狗就把我拦住再也无法靠近了。

本想到了这样的高度视野可以更加开阔,然而后面依然是差不多高度的山,在秃鹫的东面有一个山头满是经幡,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远离了天葬的人群,秃鹫飞到低一点儿地方的时候就在你的脚下,这就是海拔4200米以上的好处,原来仰望的东西现在可以触手可及。

在今年4月份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哭过,在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有想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把以前看哭了书、电影统统翻了出来,也并没有效果。即使是在一年前与曾达君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眼睛也还只是湿润了一下。这个四月份之内,却可以痛快地哭了两次。

能感受到到自己很多无法处理的情绪,我还有这么多对于命运的愤怒,我把自己的懦弱与卑鄙从阴湿的黑暗处拉扯出来,看啊,多么丑陋,我也有那么多深绝无法挽回的悲伤,我怜悯自己的幸运与不幸,我还觉得苦。为什么会这样,我所知道的答案也只是一知半解,将信将疑,我可能还需要时间。

真正天葬的时候还是很壮观的,几百只秃鹫从山上盘旋而下,然后落在天葬台附近的山坡上,然后像马一样,原谅我形容的贫乏,它们像几百只奔腾的骏马一样奔腾而下,直到天葬坑的被解剖的尸体那里。就像是战场,它们厮杀在一起。

没有做的事情是时候才知道的,天葬台里满是骷髅头的白塔需要去转,可以消除意外之灾;提前联系天葬师,可以留在天葬台一点头发、一点指甲,据说是相当于死了一回。

总还是要留点事情下次再去的时候做的。

7.索达吉大堪布的课

黑塞曾言,凡是竭尽全力趋向中心的人,凡是努力趋向真实的存在、趋向完善境界的人,外表看来总比热情者要平静得多,因为人们并不总能看见他们灼热的火焰。于我而言,欣赏的正是那种头破血流之后不去叫喊疼痛,接受自己的脆弱然后仰望天空的人。

自己所追求的大概也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对于信仰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是在欢喜时信仰,而并不是在失望的时候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不希望从信仰处得拯救,而是希望能以平等的身份和信仰相处,浅浅接触到的一些基督教义与佛教教义,让我放弃自身的一部分实在无法做到。“凡是让我们放弃自身一部分的,必是负面的”,卡尔维诺在上个世纪做出的判断对我仍然有着充沛的吸引力。

对于索达吉堪布的了解已经是回到南京之后了,到五明佛学院的官网查看时才发现整个网站都是大堪布的照片。虽然并不是仁波切,但是从建院之初追随法王如意宝,弘法译经近三十载,主管在这里修行的汉众,见证了佛学院从30余人发展壮大到现今3、4万人的规模,佛法的事情我无法评价,世界上最大佛学院的大堪布,那推论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堪布,应该不会有错了。

堪布的课听了两次,第一次的主题是当日教言,开篇即谈生死,“生应当是作为死的准备”,

在佛经的轮回因果之内,行善趁早;第二次听课是主讲佛经教典,大抵是跟某位菩萨在现世中的“相”有关,听得并不十分明白。

当然重点并不在于此,每次课前课后都会有大约半小时的诵经,那声音忽快忽慢抑扬顿挫,着实有种让人心安的力量。而堪布讲课实际上也发散得厉害,也很诚实,比如对清净地的种种不清净,以上师的名义其目的是圈钱,天天打坐念经却依然心术不正,手机网络对于学员的冲击等等。

也渐渐地明白,这些出家人的心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的,他们也是有着种种的欲念和情绪,想想来到山上遇到的这些人,我对他们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明确地知道他们有“过去”,明明连故事的开头都不知道却可以肯定他们有“故事”,在这些修行求道者的心里,是不是也有着重重叠叠的心结,有着层峦叠嶂的大片阴影,我的焦躁忧虑张惶无措他们也一定经历过吧。

那时候在想,欲念这种存在真的可以生生地恰似么?我心中的种种欲念、折磨我的种种渴求,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真想能跟生活和平相处。

8.转山

冥冥之中的都是缘。好像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寻找竹日神山的路途上,才知道色达县是格萨尔王文化的中心,县城的中央正在浩浩汤汤的建设着一座格萨尔文化艺术中心。第一次知道格萨尔王的时候是因为阿来,那是重述神话系列的再创作,阿来的题目正是《格萨尔王》,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大一的年纪,对于藏区的着迷印象也是来自于阿来的《尘埃落定》。

想要转山的神山——竹日神山,色达县城海拔最高点,传说为大师莲花生的化身。藏传佛教接触的不多,其间的金刚菩萨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莲花生大师倒是记得清楚,《格萨尔王》中的法力无边,用佛典来讲,有着“不可思议之神力”。当然,神山这回事儿也是决定来色达之后才知道的,竹日神山被称之为雪域四大神山之一。而转山的想法正是由于格聂转山的那场分享,并不是带有什么特定的目的,恰恰是机缘。

甲午马年,没有丝毫打算的一次旅程,对于目的地一无所知,仅仅是偶然之间听到的一个名字,在忽然之间冒上心头。到了这里,才知道色达在藏语中是“金马之城”的意思,县城的中间是金马广场,而沿路的草原也被称之为金马草原。格聂转山的分享会上讲,马年转山有大功德,相当于常年转山的十几个年头。话已至此,哪有不转之理。

虽然并不是佛教徒,但是这次出发伊始就打定做一块只会吸收东西的海绵的。“没有爱的时候努力去爱,没有信仰的时候努力去信仰”,圣埃克苏佩里这句话从高中时代一直陪我到了现在。所以在色达的时候,努力地去抛弃成见,尽最大的可能连通非理性领域的精神——为了给信仰留有空间,有必要否认知识——康德就是这么做的。

寻访竹日神山的过程艰难之极而且最后也没有完成。起先是问到的人都并没有听说过哥乐沱勒穷(攻略上这么个名字),即使是会汉语的藏族师父,因为水平有限,对于这样被翻译成汉语的地名也无从知晓;后来改策略打听附近的神山,几经周折后才弄清楚两座最主要的神山——莲花生大师化身的竹日神山以及护法丹青神山。藏族的师父告诉我,去往竹日神山的人很少,他在佛学院呆了13年也并没有去过,而且因为是冬天,神山现在还是冰雪覆盖的雪山,基本去不了的。

那是我在山上呆的最后两天,所以不转山实在是不甘心,遇见的汉人——比如从上海出发一路到这边再往拉萨进阿里地区的驴友,几乎都是目标第一神山冈仁波齐。在金马广场上连续问了几个师傅,包车的价格最低也只谈到了300块,而且是开车载上山然后一转即返,全程只是4个小时的观光,这根本就不是转山了。最要命的是,天气在中午的时候开始下大雪,已经是当天的第三场雪了,而且没有消停的意思,地上已经开始积雪,大抵是没有缘分,只能作罢回到佛学院。

心中一旦有了做什么事情的小火苗,最后还是熊熊燃烧起来,尤其是希望能体验朝圣之后。既然无法成行竹日神山,那就抛弃执念,佛学院周围群山环抱,哪里不是山,朝着雪山的方向,找路就是了。

明明看起来山很近,明明河水看起来很窄,实际上走在路上才觉得在这样的大天广地之间,视觉带来的事情往往是欺骗,走过长长的山路,好容易翻过山头,发现的是跨不过去的急湍。对岸就是一个不大的藏族村寨,很多只牦牛在对岸的草原上啃草,明明就只是两百米的距离,却怎么也过不去。还好在在河边打坐的师父遥遥地朝我挥手,指向桥的方向。

在山间行走常常是如此,往往觉得自己已入无人之地,却总能在什么角落看到修行的师父。他们不在佛学院的佛堂里,不在自己的红房子里,不在人群里,只身一人,在山头、在溪水边、在经幡下。在这之前攀爬佛学院满是经幡的山顶时,就在山顶遇见一位师父,汉藏不同语言,但是握着我双手的力量却感受得到,还给我手上的佛珠加持。已经在山峰之巅,师父的另一侧就是雪山和蓝天,一袭红色僧衣在这样的场景中拍下来真是最干净不过的镜头,可是师父最终还是拒绝了。

帮我在跋涉中指路的师父热情的很,带着我直奔大堆大堆的牦牛群,对话只能以词语为单位进行,那些牦牛们懒洋洋地很少动弹,自己在山上吃的酸奶(真是酸啊….)就是这些估计就是这些牛供给的。师父还直接拿手机要帮我拍照,把跟师父一起的自拍照发给轩的时候,他说难得见我笑得这么灿烂。这样的类似的心情可能还要回溯到12年的夏天,在香港的塔门了,好像除了当下就再也没什么紧要的事情。

并没有做长时间的逗留,山间的雪说下就下,转眼就是一场暴雪,山头原野很快就变成了白茫茫地一片。来时的路已经忘记,还好有师父带路。一定要去一次冈仁波齐转山的想法就是萌生在归途的气喘吁吁中,并非怎样的大彻大悟,原因可能只是茫茫一片的雪原,也可能是翻过的那座山。“时光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在我意识无法了解的地方,言语无法触及的领域,一定有什么不一样了。不管一年还是十年,我们一起去转冈仁波齐。

转神山就已经是下山那天了,在佛学院跟色达县城之间的丹青神山。

那天在藏历中是非常好的一天,不管是转经还是磕长头的人特别多,住同一间房的藏族大哥一个劲儿地告诉我去转坛城,解释不清楚,就起劲地给我说好。下山之后一位姐姐说是释迦摩尼佛诞日,但百度了一下好像并不是,那时候还差7天。但确实是特殊的一天,比如有日食,这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吉兆,念经是有佛祖加持的。

中午等车的时候从男众停车场换到女众停车场,长达一个小时的等待中没有碰到一辆车。当时真觉得自己是业障深重,在佛学院呆了这么多天想下山却不得,到后来徒步下山的时候才发现是惊喜。本来并不是极乐法会的时节,走到居士林附近才知道今天又受戒法会。很多司机师父今天都不营业,参加法会去了。

本来交通就不是很方面,路面很窄,加上很多参加法会停在路边的车辆,就变成了单行道,从山上下来以及要到山上去的车辆长长地堵在一起,并且越堵越长,行人才堪堪可以侧身而过。法会的经院里满满都是信众,扩音器里是觉姆们念经声,法会期间,信众们磕长头而不绝,信仰的动人之处难免使人为之动容。

这样一路走到了佛学院的大门,这几天一直想拍下来在车上却总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有个说法是“一入此门,七世不堕”。进此佛门,皆有佛缘。事实也好,或者是前人给人的信心也好,我照单全收。

到山底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辆往县城的车,那时候对于转山的想法有些动摇,因为神山在学院跟县城之间的路上,按照当天车辆的拥堵状况,基本上转完山是搭不到车的,想了下神山到县城间大约15公里的路,好像徒步走完也能接受,还是按照计划在丹青神山的脚下下车。

第二遍转山的时候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我刚到那会儿山上只有我在山脚下遇见的三位小觉姆,只有一个会汉语,她们一点儿也没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加入。相对于之前的突降大雪,这一天倒是分外地平静了,天气很好,有大朵大朵的白云遮住了日头,沿着山上的经幡一路走过去,转到山的背面之后有寺庙,有转经筒,有玛尼堆,有围绕着神山磕长头的信众。丹青神山好像是需要转两圈,碰到的出家人都是如此。

比较好玩的事情是路上遇到了两只土拨鼠,看到人简直是扑了上来,向转山的人讨要食物。觉姆的汉语大概只有刚学话的孩子的水平,“我们不伤害它们,它们不怕人”,加上呆萌的土拨鼠,形容词只能用可爱了。如果不是觉姆们催着上路,我觉得我能跟土拨鼠呆上个把钟头,这些对她们熟悉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神山上下来是四点钟的光景,转山结束后山上的法会似乎也结束了,走出几百步而已,就有一辆接着一辆的车从我的身边飞驰而过,不出意料地满,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信众。在前往县城的路上,一边徒步一边留意背后的声音,听到车的声音就赶忙招手,自己也不知道一共扬起来多少次手。

根据师兄给我的计数器的记录,应该是我走到第3639步的时候,一个藏族师父为我停下了车,这就是人生的第一次搭车经历了。

9.一些友善、言谈及其他

比如说在山上遇到的荷兰夫妇,因为不习惯饭菜的口味在山上饿得饥肠辘辘,还兴奋地分给我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面包;

比如遇见的从阿根廷跑来的摄影师,带着自己两个可爱的孩子在红房子跟经堂之间穿梭,最后被藏人包围得团团转照合影;

比如一日雪后在觉姆修行的山头,听到身后有人招呼,依然是汉藏不同的语言,她们毫不见外地要我帮忙;

能在学院遇到的各种驴友,都很随意地招呼,随手一招一起在太阳下喝一杯奶茶;

遇见最多的一位东北师父(东北人的确很多…),跟着自己的女儿来这边出家,跟我们一聊就是个把小时,就像给自己的孙子孙女聊天;

在县城要主动把我们送到汽车站的司机师父,虽然拉错了目的地….

还有在藏餐厅吃饭的时候,上错的酸奶老板也很不在意地直接免单;

还有在山野间碰到的藏人,那时候我正在草原跟河滩之间的长路上慢慢地走着,波光潋滟,只能远远地看见渡河人的身影,隔着几百米喊上两嗓子,只是问上一句好;

并不是想落入涤荡心灵这种路线的俗套,只是下山时师父说,山上却是有作为尘世的种种不足之处,但是一个人在佛学院能发现的东西如果只有这些,那来还不如不来。我举双手同意。

10.未完成、念珠以及毕飞宇

没事儿拿把佛珠拿在手里念上几圈倒是成了不自觉的习惯,在山上大段大段的时间里我也是这样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数过,在言谈的时候、在听课的时候、在转经的时候,言姐那时候就嘲弄我,你回去还要这样念啊。我想了想回答,大概不会,回去之后我就有鼠标和键盘了。

常拿在手里的佛珠是上山第一天就买的,那时候在想给轩带件生日礼物回去,想来想去以自己的经济能力也好、携带性也好、不可避免地纪念性也好,它都是最合适的。虽说把种种偶然都看成“缘”有些牵强,但是在山上的时候还是很乐意相信的。买的时候是坛城的最后一串菩提子的佛珠——根据一位上师的说法,佛珠中以菩提子功德最大。而且在车上偶遇的师父、天葬时的上师,都说这串珠子很漂亮——尽管一颗珠子已经损坏了。上师还说这边的菩提子基本都是从尼泊尔或者印度传来的。

心气烦躁的时候把珠子一颗一颗数过去,并非出家人念过一遍经文,我像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抚摸过心脏,抚摸过那些起了褶皱的地方,那些在疼痛中微微颤抖的地方,像是安慰一个孩子,这样的力量能让我从情绪爆发的边缘舒缓过来。

写到尾声的时候正好有机缘又一次见到了毕飞宇,中国在世的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不管是在色达遇见的周医生、还是像毕飞宇老师这种人格已经成熟完善,认定了自己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总是能让我产生极大的热情。

顺着《推拿》问了老师他创作视角以及时代背景的转变,从女性叙事转为男性叙事,从文革背景转向90年代末的中国,老师的回答中有两句话印象深刻,写在这里,算作结尾:

“一个人从你身边走过,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只鸟从我们身边飞过,就不那么清楚;那么,一颗子弹呢?我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人从你身边走过到了让子弹飞的年代。”

“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由人拥有什么决定的;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是由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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